如果等他们越聚越多，很多对朝廷愤恨不满的人再加入进来，聚啸生事，那就无法控制了。”

    漕运总督负责整个大运河的安全，麾下有一个三千人的标营，另外还可以调动运河沿岸几个省粮道衙门的官兵，加上淮安府的卫所兵，直接可以调动的兵马最少在两万以上，平乱不是问题。

    “高知府差亦，群情激愤，众怒难犯之下，强自驱散，无异于抱薪救火，万万不可！”应廷吉不同意。

    “不驱散难道要纵容他们把事情闹大吗？”高玮着急。

    他是淮安知府，淮安地界出了事情，首先要咎责的就是他，因此他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事情尽快平息。

    “当然不是，百姓对朝廷有所误解，还是要以劝说为主。”应廷吉看了一眼踱步的史可法，微微提高了一点声调。

    “制台大人都已经亲自去劝说了两次了，嗓子都哑了，可那些奸商根本不听，尤其是那个徐旭东，他家中一百多艘漕运船，平常自诩书香门第，忧国忧民，可现在居然躲起来了，可谁不知道今天闹事的人群中，就属他家中的船工船丁最多？若不是有他的授意，那些船丁船工焉敢跑到总督衙门前来闹事？”高玮气愤不已。

    “那也不能武力驱散，万历二十九年，苏州商变的前车之鉴我们不能忘记！”应廷吉很坚持。

    万历二十九年，万历皇帝派太监孙隆前往苏州，宣布苏州凡织机一架子加征税银三钱，纺织户每匹税银三分，政策一出，纺织企业老板们纷纷反对，并聚集闹事，向税务局提出“罢税”要求，被税务局拒绝，随后老板们组织工人游街示威，并冲击税务所，两名收税的官员被当场打死，此事震动天下，但事后带头者并没有被严厉追责，造成朝廷颜面尽失。

    “当年苏州就是因为官员犹豫不决，以至于酿成大乱，今日之事要避免当日之结局，就必须早做决断！”高玮有点激动。

    “一旦出兵弹压，事情闹大，将外面的一万多人逼成反民，高知府，这责任你担的起吗？”应廷吉厉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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