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好像还是不能说明各种文化间的直接联系。”周至继续说道：“大家都种水稻，以渔业为主要肉食来源，可以解释为三峡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的物产接近，相当于你在非洲就只能吃斑马鳄鱼，在大洋洲就只能吃袋鼠鸸鹋，不是由文化来决定的，而是由文化所在地的物产决定的。”

    “建筑同样也是，为了适应南方的气候条件，建造住房一般都会采取多种有利于防潮、避雨、避热的技术措施。相当于在相同的其后条件下，人们为了让自己过得舒服，经过反复实践之后，大家得到的经验和建筑材料都差不多，发展出来的建筑科技也就差不多，其实都是殊途同归，大体一致的。”

    “是的，做考古我们必须严谨。”盛兆明说道：“在考察文化关连性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特殊文化符号。”

    “这里出土的陶器、石器都颇有特点，骨器很多且保存完整，另外还有玉器等。”

    “石器以两侧磨刃对称的石凿最具特色，有很少的穿孔石铲和斜双肩石锛，偶见长达三四十厘米的巨型石斧。同时，有相当数量的石锄和椭圆形石片切割器等打制石器。”

    “当然，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最明显的，却是陶器和玉器。”

    “大溪文化的陶器可归纳为三个时期。早期夹炭红陶最多，戳印纹简单、细小，彩陶极少，以折肩圈足罐、三足盘、鼓形器座等为代表。”

    “中期戳印纹变得发达，彩陶兴盛，常见内折沿圈足盘、簋、高把豆、折腹盆、曲腹杯、筒形瓶等。”

    “晚期泥质陶占绝对优势，灰陶和黑陶剧增，各类陈列器开始出现，有细颈壶、折敛口圈足碗等。”

    “遗存中以夹炭陶最多，夹砂陶比例始终很小，白陶就更少。器型以圈足盘、陶簋最多见，典型器则有彩陶筒形瓶。”

    “圈足上盛行各种成组的戳印纹。彩陶纹饰有横人字形纹、曲线网格纹，有的器形和彩纹，明显受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影响很大。”

    “在下游洞庭湖北岸、西北岸地区，遗存又是另外一种类型。此种类型的遗存中夹砂陶比例更大，红褐胎黑皮陶和白陶也占有一定数量，有特征鲜明的盘口圈足罐和筒形圜底罐。”

    “圈足盘少，彩陶筒形瓶仅有个别发现，以通体装饰的印纹、刻画纹为特色，漩涡纹、变体卷云纹彩陶也具特点。至今没有发现受庙底沟类型彩陶影响的迹象。”

    “这样就有意思了啊。”周至琢磨了起来：“三元宫类型在大溪类型下游，距离仰韶文化更近，结果大溪文化都已经融汇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三元宫类型这个更靠近的地方却保留了更多的大溪特点，不受仰韶的影响？”

    “其实我更加倾向于三元宫类型是受大溪强烈影响的另外一种独立原始文化类型。”盛兆明有着自己的看法：“它本身也不是最正宗的大溪文化发源地，但是却是最独立的留存地，在大溪文化渐渐融入其余文化的时候，它依旧保持着相对的独立。”

    “历史上倒是非常多这样的例子。”周至说道：“比如宋代，中原王朝周边的蕃人，往往会被分为生蕃和熟蕃。”

    “熟蕃是最早的原生文化部落，因为在地区内的强大，得到中原王权的承认，与中原王朝交流最多，受到的影响最大，最终成为熟蕃；而那些虽然离中原更近，但是因为牌面不够，得不到中央王朝好处的小部落，依然还是生蕃。”

    “如果历史书里没有新鲜事儿的话，你这个推理也算有道理。”盛兆明认为周至说的也对：“从出土器物看，大溪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应当是该文化同下游的屈家岭文化，更下游的青莲岗文化及河姆渡文化，都存在着相互交流影响的因素。”

    “大溪文化与仰韶文化都出现了外形近似，而各属自身系统的折沿盆、敛口钵和小口直领罐等陶器，反映了在同一时期南北所流行的器物形制和作风。”

    “另一方面，如淅川下王岗的早一、早二期遗存中的陶豆、盂、筒形瓶式细高器座等，又是受大溪文化影响的产物；”

    “而大溪、关庙山、红花套等处发现的圆点钩叶纹和花瓣纹的彩陶罐、垂幛纹彩陶钵片、双層小回尖底瓶片等，却又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南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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